金融服务业必须在全球问题的应对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包括从气候危机到应对不平等和不公义事件。金融服务业领导深知，通过资本及信用市场上的合理行动，他们可促进当前社会急切需要的变革。“环境、社会与治理”（ESG）因素对金融服务业领袖的决策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从日常运营选择到长期战略规划。
企业个体或不会秉承同一个看法或追求同一个目标，但它们已普遍接受一个观点，即金融指标并非唯一的成功标准。实际上，行业领袖已敏锐地察觉，除了它们带来的投资回报外，外界正以广泛的ESG指标审视它们的业务；在董事会计量绩效时，ESG指标已成为仅次于财务指标的重要指标。
机构在致力交付这些更广泛的目标的同时，必须面向各类利益相关者核算ESG表现，其中包括政府，它们视该行业为实现它们自身的ESG目标的关键。但为了应对这些要务，金融服务业现需要获取质量更佳的ESG数据—涵盖不同业务活动的更广泛信息、更精细的数据以及技术更尖端的工具以生成可行见解。
在很多案例中，这些领域中的不足正阻挡着行业发展，使企业难以实现它们的ESG目标和愿景。对财务指标而言，这应该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在ESG领域，企业也不应接受不准确、未经审计、过时、不完整及存在偏差的数据。本报告作为我们深入剖析ESG数据挑战及机遇的三份报告中的首份，将研究金融服务企业为何迫切需要更多ESG数据、它们目前在哪些方面缺乏数据和分析以及它们可如何弥补这些数据缺口。
在未来，我们将探讨基于云的解决方案，以解决ESG数据的割裂问题并聚焦新的价值主张。ESG数据能力转型的商业论证十分有说服力。金融机构有机会在获得竞争优势的同时提升它们创造积极社会影响的可能性。对金融服务业而言，企业运营得越好，其业绩也相对更佳，且两者的正相关性越加紧密。
全球领先金融机构越加意识到，它们必须立即实施变革，以将“环境、社会与治理”（ESG）因素融入自身业务的各个方面。它们认识到自身行业处于独特的定位，有助推动各类社会问题的积极变革。
金融机构的ESG工作由多个因素驱动，它们也接受了自身应扮演的关键角色。这些驱动因素中的大部分是外部因素，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大部分企业是自我激励型的：它们是日渐兴起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活动的一部分，追求有意义的利润。截至2020年底，超过3,750家金融服务机构（受管理资产总额达130万亿美元）已签署联合国发起的“负责任投资原则”。
1显然，客户需求是其中一个重要元素。在全球多个地区，ESG产品的购买率不断上升，并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加速。仅就美国而言，SIF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去年底，可持续投资资产已达17.1万亿美元，比两年前增加42%。
2同时，欧洲的ESG基金去年达到创纪录的1.4万亿美元。3亚太地区也取得急速增长：ESG基金在2020年增长了超过一倍，虽然此地区基数较低。4此外，整个金融服务业已呈现此发展趋势。譬如，高盛承诺在2030年前在投资、融资及咨询活动方面作出配置以加快气候过渡并推进包容性增长。5汇丰银行表示，其将致力在2030年前提供7,500亿至10,000亿美元的融资及投资，推动业界向净零经济过渡；仅在2021年上半年，其帮助客户筹集的绿色、社会、可持续及可持续挂钩债券的总额已超过2020年全年总额。6其它利益相关者团体也在推动变革。
企业也越发需要将ESG议程融入人才战略，原因是员工（尤其是年轻一代）偏爱在ESG领域表现更佳的企业；他们希望自身的工作有意义。金融机构自身的投资者和股东，包括大型退休基金，在ESG方面的要求亦越来越高。金融服务企业的另一个考虑要素是作为ESG议题核心的多个事项（尤其是气候变化方面）对它们自身构成的风险。
据估计，去年全球水灾带来的经济损失达820亿美元，其中130亿美元由保险业承担。7英国银行业对矿物燃料生产商、能源公用事业和排放密集型行业承担的贷款风险额约占最大型银行的普通股一级资本的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