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中国的国家战略构建进程中，各行各业都在布局自身业务和管理模式的数字化转型。金融业历来是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早、成熟度较高的代表性行业之一，又在近年来受到互联网、金融科技等后来者的颠覆性冲击，在自身数字化转型上危机感明显。
2022 年1月，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在坚持回归本源、坚持统筹协调、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互利共赢、坚持严守底线的原则下，从战略规划与组织流程建设、业务经营管理数字化、数据能力建设、科技能力建设、风险防范、组织保障和监督管理六个方面提出27条具体措施，旨在进一步引导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推动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构建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数字金融新格局，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也印发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 年） 》（ 以下简称《发展规划》）， 与三年前《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 -2021 年）》相比，新版《发展规划》提出了从“立柱架梁”到“ 积厚成势”的发展目标，意义重大， 代表着以数字化转型为主线的金融科技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管理体系闭环更完整，更注重质量和长期性价值。
在新的八项重点任务中，金融科技治理被放在了首位，并且多次重点提到“数据”，强调在保障安全和隐私的前提下推动数据有序共享与综合应用。数字， 已经成为了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以外的第五大生产要素。在《发展规划（2019- 2021 年） 》中 ，只有 9次提到“数字”，但在《发展规划（2022 -2025 年）》中，有93次提到“数字”，增加了9倍之多。
《发展规划（2019 -2021 年）》的基本原则强调安全和民生，而《发展规划 （2022 -2025 年）》则将“数字驱动”作为原则之首，并将“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更深化”作为头项发展目标。可见数字产业的地位在未来4年将有极大提高。与上一轮规划相比，本次《发展规划》全面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重点任务更加明确，关键技术更加前沿，实施方向更加清晰。
作为金融业转型发展的多年参与者，毕马威观察到，从“十三五”中期至今，不论规模和业务侧重，国内金融机构多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全行战略布局的重中之重。根据多年的行业观察，毕马威总结，国内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主要有四类驱动因素。业务驱动型：多见于业务规模较大、管理成熟度较高的中型以上银行，行内各业务板块的转型自驱力较强，“部门银行” 的板块间独立性较明显，各业务从自身角度规划和推进业务数字化步伐。
这一模式在业务结合深度和业务价值展现上具有优势，但在全行资源统筹、技术能力共享上面临挑战。技术驱动型：多见于信息化资源和能力具备一定积累，行内科技部门相较于业务部门在转型发展主动性上稍为领先的商业银行。技术牵头、“倒逼”业务，以系统平台和数据能力建设为标志，但在业务接受度和匹配性上，存在有待解决的潜在问题。
数据驱动型：多见于业务成熟度一般、技术禀赋和资源也有限的中小银行，以业务数据建模和轻量化的数据智能分析应用为切入点，短平快地实现数据分析对于业务决策的价值， 以局部的数据应用撬动全行层面对数字化战略的笃信和长期投入。
组织驱动型：以组织和模式转型为数字化建设切入点的银行虽然凤毛麟角，但却抓住了数字化转型的一项重要本质——数字化转型不仅关乎转型的业务和技术内容本身，更意味着行内开展业务和管理活动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向着数字化方式的转变，而这需要银行在组织、人才和机制等软实力层面的诸多配套。金融机构在自身数字化历程中找准方向、培育能力、可持续地落实数字化建设价值至关重要。
毕马威将在下文中基于本次《指导意见》框架指引、新《 发展规划》的关键策略，从战略规划与组织建设、业务体系数字化、支撑体系数字化、战略实施保障这四个方面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建设进行解析与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