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勤】坚持新发展理念“十四五”时期大湾区发展迎重大机遇（英文版）.pdf

2023-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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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发展格局下的角色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经从议题走向实施，成为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国际化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也具备了国际顶级湾区的基础。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奠定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作用。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正式发布，从空间布局、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紧密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共建粤港澳发展合作平台八个方面为大湾区发展指明方向。

2020年，大湾区受益于开放力度提升、内部经济融通合作加强，以及各项惠企政策，在疫情冲击下仍保持了较强的经济韧性。2020年，除香港澳门，珠三角九市全部实现了GDP正增长。大湾区整体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元，占全国GDP的比重超过10%。

除了具备较强的经济韧性，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技术、资金各要素加速自由流动。“一小时生活圈”基本形成，更有效的发挥大湾区人才与教育资源优势。前海、横琴、南沙及河套四大合作平台成为创新载体，生物医药产业聚集区、新一代移动通信、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等高新产业集群的建设有序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金融服务创新激发湾区市场活力，大湾区资本市场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十四五规划》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大湾区未来的角色定位和发展方向提供指引。

新发展格局下的大湾区：“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点

1.1 双循环格局赋予大湾区的角色

2021年是“十四五（2021~2025年）”的开局之年。2021年3月全国“两会”以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对外发布（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成为中国在新发展阶段的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十四五规划》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深入分析了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紧扣高质量发展，清晰地展望了中国在新发展阶段的目标。并以此为指引，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1.1.1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解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和更为安全的发展。国内供给和国内需求将成为内循环的主要动力来源，同时，“双循环”是开放的双循环，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循环（图表2）。

国内市场是“新发展格局”的立足点。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明确要求扩大内需，提升最终消费对 GDP的拉动作用。“十四五”时期将重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兴消费，着重鼓励线上线下消费模式的融合，推动绿色、健康和安全的消费模式。同时，通过保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奠定消费的坚实基础。

科技创新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十四五”时期，将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等领域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要攻克卡脖子技术，形成更加安全可靠的产业链。

高水平开放是“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新发展格局下的更高水平开放，将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通过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依托国内强大市场，使中国成为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成为外商投资兴业的沃土。借助于自贸区和自贸港等高水平开放区域的先行先试政策，以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多领域的合作，高水平开放将使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公平和可持续是“新发展格局”的保障。在“新发展格局”的指引下，“十四五”将更加聚焦于协调发展，以保证远景目标中提到的“共同富裕”能够实现。通过“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通过多项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加速发达地区现代化，促进欠发达地区的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 也是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面对全球资源和能源紧张问题，能源和资源短缺极有可能成为限制中国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中国将积极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锚定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积极推广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新发展格局下的大湾区：“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点

1.1.2 新发展格局赋予大湾区的角色

《十四五规划》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以及“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三个篇章都给予大湾区高度重视。配合这样的战略高度和方向，大湾区被赋予重要角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平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区域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和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的桥梁。

1.2 “十四五”时期大湾区发展方向

结合大湾区发展现状和新发展格局下的角色，未来大湾区需积极建设国际创新中心、成为全国绿色转型标杆、探寻供应链协调发展的领先模式、成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平台。

首先，基于现有的创新要素集聚、创新环境良好、创新主体多元化的优势，大湾区应该更好的建设和完善国际创新中心，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次，凭借大湾区在过去两年的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经验，大湾区可以被树立为全国经济绿色转型的标杆，在经济和可持续方面引领全国的高质量发展；第三，作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基于大湾区珠三角九市在电子信息产品制造、新兴技术、绿色石化等产业形成的产业链优势，充分发挥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作用，成为全国供应链协调发展的榜样；最后，大湾区不仅是当前国内开放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实际上也是港澳进一步融入内地的平台，借助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高水平开放平台，大湾区将更好的帮助港澳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推动“一国两制”展开新的发展篇章。

2 共同推进国际创新中心建设

2.1 创新生态逐步完备

粤港澳大湾区定位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际创新中心。2019年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到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实力显着增强，粤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广泛，区域内生发展动力进一步提升，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到2035年，大湾区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跃升，国际竞争力、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全面建成。”

从国家战略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创新中心的重心是发挥港澳开放创新优势和珠三角产业创新优势，强化国际创新资源集聚能力，加快形成开放互通、布局合理的区域创新体系，并将影响力辐射全国乃至全球。在国际创新中心的发展目标下，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要素不断聚集，创新生态系统逐步完备。

首先，创新机构聚集效应显著，科技和领先企业数量众多。从科创巨头型公司如华为、腾讯，到独角兽公司如大疆、一加，粤港澳大湾区诞生了一批强大的科创企业。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榜》中国有227家企业独角兽企业上榜，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33家企业上榜，在世界四大湾区中排在旧金山湾区之后，居于第二位，与纽约湾区数量持平，反映出区域内科创氛围活跃。2021年 8月2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发布，粤港澳大湾区上榜企业再创新高，在世界五百强企业数量上大湾区拥有25家世界，较去年增加4家，首次超越纽约湾区，在世界四大湾区中位居第二位，仅次于东京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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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创新资源多城市联动效应显现，特别是高新技术从业人才供应充足。科技创新离不开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等创新资源，大湾区不像其他湾区的“单核”发展模式，而是以深圳、香港和广州三城为联动核心，生产要素在城市间快速流动的多层级城市群，从而实现了丰富的资源联动。其中人才的储备和供应更是联动的关键所在，大湾区一方面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精准引进计划，另一方面优化人才要素跨境跨区域政策。根据中国科学技术部发布的《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20》，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共拥有年末从业人员707.73万人，大专以上从业人员占总人员的42.19%，留学归国人员比率 0.3670%，质量结构较好。对比国内主要区域中心来看，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引进数量上已有一定优势，预计在大湾区颁布包括《广东省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就业若干政策》《关于推动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诸多高质量人才引进政策后，人才质量水平将有进一步提升。

最后，创新环境逐步开放，科研产业结构定位符合经济发展需求。粤港澳大湾区具备较为完善和先进的基础设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逐步活跃的国际科创合作等良好创新环境。大湾区在此优势基础上，发展以高附加值、高知识密度为特征的高端产业链，为湾区整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机遇。从科研产业结构定位来看，在世界四大湾区的发明专利所属行业上，除纽约湾区重点部署医学、药学及生物化学外，其他三大湾区均重点部署包括电子信息、数据分析、及信息传输等战略性产业。粤港澳大湾区重点部署在电子信息、数据分析及处理、无线通讯、医疗等产业，十分符合数字时代的产业结构要求，具备较强的增长动能。

总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具备了成为世界级城市集群的基础，不仅具备优秀的经济活力和科研资源基础，同时在发明专利上的建树亦较为突出。与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相比较，粤港澳大湾区还具备强大的制造业集群优势，对科创成果的转化与落地有着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在如今国家重点部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将进一步以创新驱动新发展格局，推动产学研结合，成为从科技研发到生产制造的全产业链领先的国际创新中心。

2.2 多层次发掘创新潜力并激发新动能

当前，科技创新发展正重塑全球创新版图，科创驱动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未来大湾区进一步升级的必选项。在当前世界新的竞争格局下，中美科技竞争趋势显著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将首先受到影响和冲击，湾区企业短期内将面临核心技术“卡脖子”的威胁，最为典型的是华为公司受到美国全面打压，但这也倒逼大湾区形成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在多个核心技术领域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下一步粤港澳大湾区需要从国际影响力、产业协同力和企业创新力等三个层次去发掘创新潜力，并激动新动能。

新发展格局下的大湾区：“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点

2.2.1 国际影响力：香港科创能力融入仍需时间，尚未形成优势互补的强大合力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加强与全球科技发展衔接，是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作为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亚太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重要节点，仍保持着高度开放、连通国际的自由港独特优势，受国际企业和科研机构的高度重视，是未来中国保持与全球科技发展无缝衔接的重要平台。就深港地区而言，目前“香港科研资源+内地产业资源”的合作模式仍需进一步发挥作用，香港科创能力深度融入仍需时间。未来如能实现香港的科创能力全面融入，大湾区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

2.2.2 产业协同力：产业不平衡有较大改善，但东西环产业合作拓展仍待加强

大湾区内部产业不平衡已有较大改善，但各区域发展情况仍不平均，尤其东西环产业合作拓展仍待加强。就区域差异而言，珠三角较强，产业现代化及区域GDP产出规模已初步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东西两翼较弱，外围城市发展空间较大，高附加值产业发展缓慢。2019年珠三角区域（含港澳）人均GDP达32.53万元，东、西翼人均GDP分别为4万和4.68万元。区域发展不平均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最发达区域资源溢出，而急需资源发展的区域无法有效获得资源，不利区域协同。当前广州和佛山已经联合发布了《关于广州市、佛山市合作共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的工作方案》，在超高清视频产业、集成电路产业、工业互联网、软件和信息服务业4个产业领域深化产业协同。未来大湾区仍需在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机器人等更多个高端产业领域拓展进入东西环合作。

2.2.3 企业创新力：高端产业领先的科技企业数量仍不多，创新源头活力仍待提升

从2021年世界500强科技企业所在区域来看，旧金山湾区虽然上榜企业数量最少，但旧金山湾区企业的平均营收和利润显著高于其他湾区，并具有鲜明科技创新特色，上榜的10家企业有7家来自科技行业，其中包括苹果、谷歌母公司Alphabet、Facebook、惠普、英特尔等互联网巨头。粤港澳大湾区上榜企业中，来自信息技术行业的有华为、腾讯、联想集团，数量和规模上与旧金山湾区仍存较大差距。同时在高端产业和高端技术上，大湾区企业仍需追赶世界领先水平。以芯片行业为例，2020年8月国务院在《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中提出，中国芯片自给率要在2019年30%的基础上，在2025年达到70%。当前中国芯片使用量占全球60%，而其中又有60%在粤港澳大湾区。尽管大湾区芯片产业已有很好的发展势头，但距离台积电、三星等高端企业仍有较大差距，创新源头活力仍待提升。

新发展格局下的大湾区：“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点

2.3 强化资源集聚，促进协同发展

2.3.1 吸收国际资源，拓展粤港澳之间的科技优势互联

通过在特定区域实施特殊监管政策，发挥香港高度开放、连通国际的自由港优势，务实推进国际科技合作，是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为国家战略提供强力支撑的重大举措。

沿着这条思路，建议政府拓宽大湾区创新核心区域范畴，持续推动粤港澳之间的科研政策、机制、标准紧密衔接。一方面，借助香港区位优势发挥国际合作模式，吸收更多国际创新资源，并支持来自不同国家、行业、类型的机构共同申请大湾区科技项目；另一方面，推动三地共同规划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综合三地优势资源，借助河套、横琴等深度合作区，推动科技资源共享，最终实现科技聚集效应加速。

2.3.2 打造高端产业体系，重视城市群的协同发展

当前大湾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产业转型发展新格局已经形成，在新一轮的产业转型和产业转移中，建议政府进一步引导各城市积极融入大湾区产业分工，形成功能突出和特色明显的产业链跨区域分布的新格局，推动大湾区产业高端化发展进程，为培育新一代信息产业、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高科技产业集群提供支撑。如半导体芯片产业，当前广东省政府已计划在珠三角地区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芯片设计和软件开发聚集区，并提供人才引进、专项资金扶持以及产业园区扩容等保障和支撑。

同时国务院近期发布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也提出，澳门需要加快构建特色芯片设计、测试和检测的微电子产业链。政府可借助大湾区全产业链协同推进的优势，鼓励更多在设备零部件研发制造上与研究所的项目合作，奖励可实际落地的产学研一体化项目，实现从本土应用场景出发设计芯片的突破和发展，最终完善“一日产业圈”大湾区高端芯片产业体系。

大湾区打造高端产业体系的同时，亦要重视城市群之间的协同发展，设置有利于各城市利益均衡的补偿机制。当前大湾区仍面临诸多管理体制、物流融通、信息共享、人才引进方面的协同发展障碍，建议政府从行政、基础设施、资金及法律等多方面促进大湾区协同创新。

1）行政方面：推动跨层级、跨地区政务办理的数字化，减少流程繁琐性，降低科技企业自主创新的交易成本和行政负担；

2）基础设施方面：加快完善深港之间联系的交通物流网络，提升科研人员、设备和材料通关效率和便利化程度，降低创新要素流动成本，同时在工业产业园、产业聚集地和大型企业等特殊场景下，加快5G 基站、大数据中心建设，以最大化力度支撑企业智能化升级；

3）资金方面：可借鉴新加坡科研管理和立项评审制度，完善科研项目跨境资助机制，研究建立科创企业投资基金出入境绿色通道；

4）法律方面：在有关知识产权的司法、仲裁方面还应形成跨境保护合力，为科创企业提供优质的发展环境。

新发展格局下的大湾区：“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点

2.3.3 以源头科研创新引领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创新突破

一条完整的科技创新链条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成果产业化、金融赋能等五个阶段，其中基础研究是源头，重要性最高。深港穗创新集群在 PCT申请总量方面具有优势，而在科学出版物、基础型发明专利等方面上并不占优势，表明大湾区应用研究和产业创新较强，但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亟待加强，这也是大湾区高科技企业数量和营收不能抗衡旧金山湾区的主要原因。粤港澳大湾区要进一步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实现创新突破，就必须重视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的重要性。

3 绿色转型带动高质量增长

大湾区经济体量大、增长势头强劲，能源需求总量和碳排放总量将持续增长。预计到2035年，大湾区人口总量将增加到约1亿人，制造业工业增加值仍将占比30-40%。在中国3060“双碳”目标约束下，大湾区不仅要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更要带动中国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大湾区可以说是中国绿色转型的先行示范区，在制度和科技创新方面率先探索，但具备先发优势的同时也面临挑战。本章将从绿色政策、绿色基础设施、绿色技术和绿色人文四个角度分析大湾区绿色转型的优势与挑战，并提出未来发展策略思考。

3.1 绿色转型四项重点领域

3.1.1 绿色政策：先试先行优势明显，但湾区系统性目标和协同治理机制尚未搭建

大湾区绿色转型具有明显的先行优势。香港在2014 年实现碳达峰，可以为大湾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经验。广东是全国低碳发展的先行省， 2013年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钢铁、石化、电力、水泥、航空、造纸六大行业约250家控排企业，覆盖广东省 70%的能源碳排放量。截至2020年12月，广东省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1.69亿吨，占全国碳交易试点的38%，位居全国第一。

但大湾区尚未形成整体的生态环境治理顶层设计、碳排放控制制度和目标体系以及三地协同治理的机制，为其下一步绿色转型带来挑战。生态系统具有 “系统性”、“整体性”特征，是自然资源和人类活动所构成的环环相扣、互相影响的整体。然而目前的生态环境治理却呈现“碎片化”、“属地化”状态，治理工作被纵向分割为港、澳、广东三地及以下的市级、区级、镇级等多个区域。在同一城市，又被横向划分到不同部门。

3.1.2 绿色基础设施：能源、交通、建筑、信息及通信行业绿色发展与世界级湾区仍有差距

大湾区整体第三产业占比68%，制造业以先进制造为主，已经淘汰大部分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因此大湾区工业领域绿色转型压力不大。德勤认为大湾区绿色转型的核心是支持区域基础设施的四大行业转型，即能源，交通物流，建筑和信息通信。我们看到在全球范围内，这些行业都开始与化石燃料文明脱钩，转而与绿色能源、清洁技术、可持续发展等生态社会核心特征结合3 。大湾区的四大基础设施行业绿色转型处于不同阶段，并面临各自不同挑战。

新发展格局下的大湾区：“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点

大湾区清洁能源基础较好，但清洁能源占比、能效不及其他世界级湾区。大湾区集中核能、海上风电、储能、氢能、新能源汽车、光伏、天然气利用、分布式能源、综合能源等多个清洁能源领域，有利于扩大清洁能源生产和利用。但清洁能源占比和能效仍然较低，以广东省为例，光伏、风电、水电、核电、生物质能发电量占比23%，而旧金山湾区的加州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广东省能源强度是东京湾区2.3倍、旧金山湾区1.4倍，依然具备提升空间。

大湾区交通电气化具有优势，有望在全国率先实现转型。交通业的绿色转型取决于交通电气化程度，包括从燃油动力车向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转型、车辆电网整合、向共享交通服务转型。大湾区向电动汽车转型走在全国前列。2020年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合计销量112万辆，广东省为销量最多省份，其中深圳、广州分别位列销量前十城市的第三、第四名（图表8）。2020年11月广东出台方案打造大湾区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示范区，整合省内产业资源，培育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力争在2022年实现首批氢燃料电池乘用车示范运行；方案还提出在珠三角核心区、沿海经济带布局建设约300座加氢站。

绿色建筑政策法规比较完善，缺乏龙头企业带领大湾区建筑绿色智能转型。大湾区作为都市圈，建筑的可持续设计尤为重要。以香港为例，由于土地供应紧缺，香港不得不使用大量材料和能源建造运营高层建筑。据统计，香港约坐落4.2万栋建筑，其中包括8000栋高层建筑。数据显示，香港高层建筑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香港地区的60% 。深圳、广州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大湾区各地政府在绿色建筑领域政策相对完善，既有目标规范也有鼓励措施。 2021年2月，《深圳经济特区绿色建筑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就明确提出市民用公积金购买绿色建筑，住房贷款额度可上浮。

大湾区的绿色建筑行动也正当时，除了传统的更换外观材料、安装节能型人工照明设备、改善空气处理装置、增加需求控制通风系统等方式，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嵌入住宅、商业建筑、工业建筑，使之成为零碳或低碳节能的智能建筑。越来越多建筑在照明、电梯、空调等不同设备上安装传感器系统，并通过物联网技术分析收集到的数据，优化其能源效率。随着物联网与建筑的充分结合，未来每个节点建筑的角色将进一步扩展，甚至充当分布式数据中心、绿色微型发电厂、储能站和物流中心。全国范围内海尔已经开始利用其智能家电系统重新定义建筑为智能节点，可以在社交平台上聚合，丰富家庭生活和商业。大湾区内尚未出现类似的龙头企业带领建筑绿色化和智能化转型。

新发展格局下的大湾区：“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点

3.2 协同为基，数字为器开启绿色转型

3.2.1 政府在协同机制层面，建立绿色发展共同体，落实绿色发展目标、治理机制、技术标准的协同，实现 9+2>11

尽管大湾区处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制度框架下，在绿色转型课题面前，大湾区是一个共同体，面临共同挑战。如三地能源基础设施都面临清洁低碳转型压力，而且能源结构调整对区域经济及产业链发展影响显著，势必要求三地在区域及重点市场发展趋势研究、产业链延伸及布局规划等方面提前进行统筹安排和紧密合作。

首先，需要达成一致的绿色发展目标，制定生态环境治理和碳中和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规划，明确区域分工和各地刚性约束。

其次，改善“碎片化”治理机制，从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信息分享、联动执法等方面开展合作，逐步构建协同治理机制。考虑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专项委员会，统筹协调11市的绿色发展规划、环境标准、资金支持、共建共保。

建议建立大湾区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大湾区绿色技术交流平台，从发展规划、资金获取、技术标准等多方面加强跨区跨境交流与协同。

在操作层面，政府牵头带动绿色产业集聚与区域绿色GDP创造

建立政府引导基金或绿色产业基金、示范工程项目。推进广东的战略性产业集群“五个一”工作体系，落实每个集群一张龙头骨干企业和隐性冠军清单、一份重点项目清单、一套创新体系、一个政策工具包、一家战略咨询支撑机构。

在工具层面，以绿色金融和数字化赋能区域绿色转型

依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和内地及“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需求，助力大湾区绿色转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汇集全球资本力量，采取与国际接轨的标准规范和监管制度，发展了丰富的金融产品和专业服务。在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内地及“一带一路”绿色产业和减排项目融资需求旺盛。大湾区绿色金融发展潜力巨大。

建议大湾区从以下五方面建设绿色金融：（1）统一标准：研究制定统一的绿色金融支持项目标准和评估体系，鼓励发展绿色金融第三方认证机构。（2）信息共享：建立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信息共享平台，允许政府相关部门、金融机构、第三方认证机构信息共享。（3）产品创新：丰富绿色金融产品种类，扩大绿色金融覆盖范围，如探索中小企业集合债、拓展碳金融衍生品（如碳排放权质押、碳期货）等。（4）人才培养：培养相关人才，包括熟悉政策制定的人才，绿色金融产品设计及运营的人才，以及对绿色金融产品和成效进行评估的人才。（5）加大国际交流合作：学习和借鉴国际上先进的ESG投资理念、环境信息披露、绿色金融法律法规、碳市场建设的最佳实践。

新发展格局下的大湾区：“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点

3.2.2 企业

结合深港技术优势和内地应用场景潜力，开展跨境合作，开发数字化零碳转型方案和市场用例

大湾区已经具较完备的数字产业链，众多数字化服务提供商将支持客户零碳转型作为业务增长点。例如，华为近期发布“数字能源零碳网络解决方案”，商汤发布SenseAutoPilot绝影智能驾驶解决方案，助力交通行业绿色发展。另一方面，湾区内包括能源、交通、建筑、信息及通信的基础设施行业零碳转型需求迫切。

建议基础设施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零碳转型。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可根据实际需求开展跨境合作，开发数字化零碳转型方案和市场用例。

借助大湾区低碳设备和数据技术优势，提升企业碳排放管理

企业脱碳或参加碳市场首先需要进行碳排放核算，核算流程大体总结为：识别排放源，收集活动数据，选择和获取排放因子数据，分别计算生产过程碳排放量，以及汇总计算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从实践来看，排放源动态监控和活动数据收集是碳核算的薄弱环节。

4 打造世界级供应链与物流

4.1 突破管理差异

4.1.1 区域管理体制差异

首先，广东与港澳在管理制度上有明显的差异，例如广东地区对于物流管制严格、物流企业在行业准入资质等方面受到审批的限制。而香港政策对于物流的规范限制较少，同时政府对于物流等产业的扶持也较少。其次，物流关境政策上的差异阻碍了物流要素流动。物品流通方面，粤港澳关税制度和技术标准不同。尤其是关于检验检疫、报关等程序，在过关时存在标准不一造成的货物滞留，增加了货物的跨境时间成本和繁琐程度。再者，粤港澳物流信息资源共享尚未形成有效工作机制，主要瓶颈在于跨境互联网通讯仍存在管制。最后，不同城市执行力存在差异，导致物流一体化相关政策落实困难。

新发展格局下的大湾区：“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点

4.1.2 产能搬迁与协作水平阻碍

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企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挑战，由于东南亚在劳动成本和税负成本方面相对中国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东南亚地区各个国家的优势产业又略有差别，越南在纺织服装业，农产品和机电仪器设备等行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印度尼西亚在矿产资源具有比较优势，在农产品，矿产品和非金属制品等行业优势显著；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的第二大产油国和天然气生产国，在矿产品和机电仪器设备上有一定优势；泰国在农产品和非金属制品具有优势；菲律宾优势则集中在机电仪器设备方面。国内制造业逐渐向东南亚迁移，粤港澳地区制造业“空心化”风险上升，对供应链的延伸和韧性造成挑战，同时影响物流产业市场规模和资源整合。

4.2 协调联动，升级智能供应链与物流

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管理体制、要素流动和技术发展水平不一造成了大湾区物流一体化落地和实施困难，这也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供应链深度融合的瓶颈所在。在大湾区供应链的协同发展中，从顶层政策制度设计，到物流产业要素流通和资源分配，再到企业层面的智能化升级，都需要进行一体化的部署和改革。

4.2.1 政策一体化

政府需要通过加快粤港澳物流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策一体化制定速度以及制定物流基础设施专项规划，以促进湾区城市间的物流要素的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物流企业协同发展。

1. 加快管理体制改革：管理制度决定着大湾区物流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因此大湾区需要制定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管理制度体系。一体化的物流市场环境是实现大湾区内的物流要素跨境流通、产业内协调发展和深度融合的重要突破点。广东、香港、澳门需要发挥各自物流体系的优势，在各自的物流运行体系中找到合作点。另外，还需把强制执行与规范执行结合，不断提高执行工作水平，把健全物流货物相关法律制度与数字化科技手段结合起来，提升大湾区的相关制度执行质效。

2. 推进大湾区物流枢纽建设的协作机制：将重要公路、港口、机场纳入到大湾区供应链全局规划之中，建立共同推进大湾区物流枢纽建设的具体协作机制。

3. 协商共建供应链制度，提高政策落实执行力：在进行物流相关政策制度制定过程中遇到意见不一致问题时，多用市场化、法治化的协商方式解决问题，在换位思考的同时需要加强沟通协调来进行共商共建，处理粤港澳供应链协同发展融合中的利益冲突。

新发展格局下的大湾区：“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点

5 搭建高水平开放平台

5.1 金融开放引领，合作区创新示范，RCEP政策助力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具有支撑引领作用。由于全球各地主要金融机构均在大湾区设立机构，并在大湾区市场积累了一定程度的经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放联通、深化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将成为显著亮点；下一步，横琴、前海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将为大湾区进一步深化开放提供制度创新经验。而从外部环境而言，2020年11月正式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也将给大湾区带来更加开放与更具竞争的市场环境。

5.2 双向融合，联动域外

5.2.1 以金融为重点推动双向融合

扩大开放试点范围和落地业务规模。考虑到大湾区内地在落实各项金融开放试点工作上已取得一定成效，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在继续深化落实的基础上，还可以考虑扩大金融开放试点政策的覆盖范围，并争取继续提升落地业务规模；对于试点成熟的政策可以考虑在大湾区全局实施试点，甚至可以考虑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成功试点经验，如增加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试点城市（目前大湾区内仅有深圳），便利跨国公司企业集团跨境资金统筹使用。

促进跨境金融监管创新与融合鉴于粤港澳三地之间金融监管体制和方法仍有一定程度的差异，要推动增进内地与港澳金融监管之间的交流合作，探索建立适合大湾区建设发展的跨境风险监管合作模式。未来需要全面深化粤港澳三地监管合作，例如可以通过促进金融规则和标准的协同、设立跨境监管协调机构、加强监管信息共享、搭建智能监管信息平台、建立跨境金融创新监管“沙盒”等多重合作，提升金融机构的合规效率以及大湾区居民对跨境金融服务的信心。

新发展格局下的大湾区：“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点

5.2.2 完善并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制度创新优势

设置专责小组进一步完善三地规则衔接。资源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是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前提，而粤港澳三地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法律税收制度，对资源要素的跨境畅通形成挑战。未来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下设置联合专责小组，就三地发展规划、法律服务、资格互认等各种要素流动中新出现的问题，及时协商解决方案。通过常态化的协同工作机制，进一步推进粤港澳三地间的规则制度协调对接，促进人员、资金、设备、信息等实现通畅的跨境流动，为合作平台建设提供更优化的营商环境。

5.2.3 结合RCEP政策机遇，完善产业布局和数字贸易

加强面向东南亚的产业合作。随着RCEP推动亚太经贸合作不断融合，未来亚太地区有望聚集全球最大规模的生产链、供应链和消费链。从产业结构和发展现状而言，大湾区和东盟互补性较强，未来大湾区企业可以利用RCEP规则（如原产地累积规则，即RCEP把产品生产中所使用的其他缔约方原产材料视为产品生产所在缔约方的原产材料，产品原产地价值成分可在15个成员国构成的区域内进行累积，出口商将更容易享受区域内优惠政策）灵活进行海外布局，对原材料零部件采购、产业链构建、对外投资进行精细完善。

报告链接：新发展格局下的大湾区：“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点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