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检测、预防和威慑能力方面已经投入大量资金，金融犯罪仍有可能造成数万亿美元的损失，也是金融服务行业和社会目前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犯罪分子在运用科技实施金融犯罪方面变得更加熟练，他们可以发现和利用金融系统中的漏洞，并且借助新型支付平台和加密货币等新兴技术进行愈发难以被检测和追踪的复杂、多层交易。
与此同时，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继续威胁社会秩序，阻碍全球应对重大社会和道德问题，例如环境危害以及人口、野生动物和毒品贩卖。然而，科技不仅可以用于犯罪。数字化趋势因新冠疫情而加速发展，并且正在改变金融犯罪的类型以及执法机构和受监管实体检测金融犯罪的方式。例如，传统现金指标和纸质文档验证控制在数字化交易中的重要性逐渐降低。
在这种背景下，金融机构一直致力于提高其金融犯罪管理能力。然而，尽管金融机构已经投入大量时间和资金应对金融犯罪风险，但是监管机构的重大执法行动以及金融犯罪方面的重大丑闻表明，其依然任重而道远。因此，金融机构需要重新思考科技应用，从而实现风险、结果和成本的有效平衡。
为了解科技在打击金融犯罪方面的最大优势，金融机构需要在客户生命周期中积极应用科技解决方案。然而，不同金融机构所处的科技应用阶段以及对于科技应用的需求和预算有所不同且差异较大，尤其是科技解决方案通常需要完整和准确的数据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与现有系统能否有效集成。此外，在选择科技解决方案时，尖端解决方案（使用未经测试的最新技术）与成熟解决方案（具有优异表现记录）在安全性和可信度方面存在矛盾。
因此，在对解决方案增加投资之前，金融机构通常需要从“监管科技”[1]的概念验证入手。此外，金融机通常需要在现有流程中“同步运行”创新解决方案，并且向组织内部和监管机构证明此等解决方案的有效性。但这将会引发成本问题，因此金融机需要致力于投资中长期变革。本报告探讨了金融机如何利用科技打击金融犯罪，从而提升业务效益、改善成果质量并在长期内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此外，本报告列举了亚太地区的五个案例，旨在提供关于如何利用科技预防和发现金融犯罪的行业实践和洞察。
继澳大利亚两家大型银行因违反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法律而被处以创纪录的罚款之后，澳大利亚监管机构——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AUSTRAC）— —在继续关注澳大利亚金融服务和支付领域参与者如何管理金融犯罪风险方面获得动力和政治支持。
因此，AUSTRAC针对澳大利亚金融行业的主要参与者以及支付领域的跨国企业和新兴参与者开展了详细审查，审查结果强调了金融犯罪风险管理方面的许多系统性问题。此外，澳大利亚政府和AUSTRAC等监管机构在继续推进金融犯罪风险和风险管理改革议程方面一直面临压力。
因此，澳大利亚为应对全行业审查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皇家委员会金融服务行业不当行为调查以及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互评估建议，包括：•银行高管问责制度（BEAR）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其他金融服务公司，这将导致金融服务公司和其他实体（例如财富管理公司和支付服务提供商）需要履行与行为、文化和风险管理（包括金融犯罪风险管理）相关的更多职责和端到端产品责任。适用范围扩大之后，BEAR制度将会更名为财务问责制度（F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