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亞洲積累了世界三分之一的財富，同時在教育、預期壽命和基礎設施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然而，該地區仍居住著全球約三分之二的貧困人口 1，並 非所有的亞洲地區都得到了均衡的經濟發展，而流行病、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等全球性挑戰依然緊迫。
私人財富的積累、持續擴大的貧富差距、以及不斷提升的社會責任意識都促進了亞洲地區慈善事業的快速發展。長期以來，家族慈善事業一直被視為延續家族產業和家族理念與精神的基石，亦是增強家族參與度和身份認同感的重要途徑。隨著全球財富轉移正盛，家族下一代成員的作用持續擴大，通過與時俱進的實踐來推動產生持久影響力的慈善公益。
本文旨在探討亞太地區富裕家族的下一代成員如何在引領系統性、可持續的家族捐贈模式的同時，傳承家族文化，延續回饋社會的價值觀、理念和責任 感。
瑞銀財富管理董事總經理兼環球家族辦公室亞太區聯席主管辜良雄先生亞太地區的私人慈善捐贈市場概覽隨著全球持續應對新冠疫情帶來的影響成為新常態，慈善捐贈的規模屢創新高，出資速度空前，其中亞太區也不例外。
與此同時，隨著企業社會責任和環境、社會和企業治理(ESG)投資日益受到關注，企業和高淨值人士正探索新模式，為亞太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政策法規、稅收優惠和生態系統整體基礎設施是慈善事業發展的關鍵驅動力，合力營造了亞太地區各不相同的私人公益捐贈環境，其中超高淨值人士增長迅速的三大區域經 濟 體 — — 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內地— —正 處 於各自的發展階段2。根據亞洲慈善與社會中心發佈的2020年行善指數報告，新加坡提供了較有利的慈善發展環境，包括稅收優惠和政策支持，公益產業得到了穩健發展。
除了基礎設施建設外，政府也在社會服務組織的資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社會服務組織中約三分之一的預算來自於政府資助，使新加坡成為亞洲地區政府資助公益占比最高的經濟體之一。中國香港的公益產業在過去20年持續積極地發展，慈善機構的數量從2000年的3,250家增長到2020年的9,191家。慈善機構捐款規模也從2000年至2001年的29億港元（約3.741億美元）增長到2014至2015年的117億港元（約15億美元），實現了近四倍的增長3 。
但慈善機構的有關政策還是較為零散，通過套用現行企業的監管框架，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一些針對性修改，從而為自發組織的民間慈善活動提供了較大發揮空間。2020年行善指數報告的調查顯示， 90%的社會服務組織有三分之一的資金來自於個人捐贈，此佔比在亞洲地區排名第二4。
中國內地的慈善事業則大多與政府聯合開展，並主要聚焦國家策略中的特定領域，例如教育、扶貧和救災等。政府出台的慈善活動相關政策不僅帶來直接影響，而且具有較強的指標性和放大效應。儘管慈善生態系統和稅收優惠較其他經濟體而言有待完善，中國內地的慈善捐贈總額從2009年的330億元人民幣（50.3億美元）增長到2020年的2,090億元人民幣（315.7億美元）5， 中國家族慈善基金會的捐贈總額從2005年的873萬元人民幣（132萬美元）增長到2017年的37億元人民幣（5.6億美元）6。中 國內地慈善捐贈的迅速發展，尤其在私人和企業公益領域，反映出各方力量在實踐社會責任領域越來越高的參與度。
